教材建设与改革是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和关键要素，也是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以下简称“职教20条”）和《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教职成[2020]7号）中关于“三教”改革相关要求的重要举措，开发岗位需求的国家优秀“教材”对赋能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意义深远。2020年教育部发布《国家教材委员会关于开展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工作的通知》（国教材[2020]4号），全国各级各类学校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申报，经初评推荐和国家评审等程序，共评选出首届国家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类优秀教材400种，其中高职238种、中职76种、继续教育70种、军事16种。本文以适用范围是高职和中职的314种国家优秀教材基本数据为研究基础，分析获奖教材的特征，进而提出职业教育类教材建设的思考。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将中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的划分办法，对取得职业教育类教材奖的第一单位所属区域进行统计。统计数据显示：从获奖数看，314项全国职业教育类优秀教材奖中，东部地区180项，占获奖总数57.3%；中部地区60项，占获奖总数19.1%；东北地区26项，占获奖总数8.3%；西部地区48项，占获奖总数15.3%。从获奖等级看，2项特等奖均在东部地区；63项一等奖中，东部地区获得43项、中部地区获得10项、东北地区获得3项、西部地区获得7项；135项二等奖中，东部地区135项、中部地区50项、东北地区23项、西部地区41项。见表1。

　　从获奖数看，排名前五的是：江苏（45）、浙江（28）、山东（27）、北京（23）、广东（23）。从获奖等级看，特等奖分布在江苏（1）、广东（1）；获一等奖排名前五的是：江苏（15）、浙江（10）、山东（6）、北京（5）、河南（4）；获二等奖排名前五的是：江苏（29）、山东（21）、广东（19）、北京（18）、浙江（18），见图1。从分区域高职类教材获奖总数看，排位依次为：江苏（37）、浙江（23）、山东（21）、北京（17）、广东（16），其中2项特等奖均为高职类教材；从高职类教材获一等奖数量的区域分布来看，排位依次为：江苏（12）、浙江（8）、山东（4）、河南（4）、北京（3），见图2。江苏、浙江、北京、山东、广东等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获奖总数、获奖等级均位居全国前列。

　　优秀奖的教材第一编写单位主要有六种性质，分别为高职院校、中职学校（含职教中心、职业高中）、本科院校、科研机构、行政部门、出版社。从各类编写单位的获奖情况看，高职院校获奖224项，其中特等奖2项、一等奖44项、二等奖178项（含中职教材6项），占获奖总数71.3%；中职学校获奖57项，其中一等奖10项、二等奖47项，占获奖总数18.2%；本科院校获奖24项，其中一等奖6项（含中职2项）、二等奖18项（含中职2项）；科研机构、行政部门、出版社编写的获奖教材均为中职教材，分别为5、2、2项。从“双高计划”高职院校编写获奖看，共获奖197项，其中特等奖2项、一等奖34项、二等奖197项，见图3。数据表明，高职院校是编写高职教材的主力军，并主要由“双高计划”院校编写，“双高计划”院校编写获奖教材占高职院校编写获奖教材总数的88%。

　　全国职业教育类优秀教材奖中，独立完成的获奖数140项、两个单位协作完成的获奖数72项、三个单位联合完成的获奖数44项、四个单位联合完成的获奖数28项、五个单位联合完成的获奖数17项、六个及以上单位联合完成的获奖数13项。具体获奖总数和获奖等级见图4。数据表明，独立完成和两个单位协作完成的教材获奖率更高。

　　根据编写单位的性质进行划分，分为同一性质单位完成和不同性质单位完成两种类型，获奖数分别为255项（其中特等奖2项、一等奖48项、二等奖205项）、59项（其中一等奖15项、二等奖44项）。从同一性质单位完成的获奖看，高职院校（含单独和合作完成）编写的获奖数160项，占同一性质单位完成获奖总数的62.75%；中职学校（含单独和合作完成）编写的获奖数40项，占同一性质单位完成获奖总数的15.69%；跨学历层次合作编写的获奖数42项，占同一性质单位完成获奖总数的16.47%。从不同性质单位完成的获奖看，“学校+企业”和“学校+科研机构（含测评中心、研究院所、协会、行专委等）”是主要形式，获奖数分别为35项、18项，占不同性质单位完成获奖数的59.32%、30.51%，见表2。

　　根据获奖教材名称，对获得全国职业教育类优秀奖的教材按照教育部印发的《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所对应的专业大类进行归类统计，见图5。统计数据显示，教材获奖数按专业大类划分排名前五位的分别为：装备制造（67）、电子与信息（43）、财经商贸（40）、教育与体育（39）、医药卫生（35）；教材获奖等级按专业大类来分布表现为：特等奖产生于装备制造（1）、电子与信息（1）两个专业大类，获一等奖数量排名前五的专业大类分别为：装备制造（13）、财经商贸（10）、电子与信息（9）、教育与体育（399）、医药卫生（9），资源环境与安全、轻工纺织、生物与化工、交通运输等大类无一等奖教材；获二等奖数量排名前五的专业大类分别为：装备制造（53）、电子与信息（33）、财经商贸（30）、教育与体育（30）、医药卫生（26），能源动力与材料、水利两个专业大类无获奖教材。

　　统计数据显示，名称相似或相同的获奖教材数分布情况是：电子商务基础（5）、PLC技术及应用（3）、餐饮服务与管理（3）、汽车电气设备与维修（3）、高等数学（3）、会计综合实训（3）、计算机网络技术基础（3）、C语言程序设计（2）、计算机应用基础（2）、解剖学（2）、图形图像处理（2）。数据显示，相同或相似名称的获奖教材有两个特点：一是教材主要集中在装备制造、电子与信息两个专业大类；二是编写单位以跨学历层次方式较少，主要以同一性质单位完成或不同性质单位以校企协作为主完成。

　　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设立全面覆盖教材建设各领域的专门奖励项目，也是全国教材建设领域的最高奖，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一个地区、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一所学校教育教学的最高水平。通过对首届全国职业教育类优秀教材奖获奖情况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其特征进行分析。

　　受历史、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职业教育重视程度和经费投入、原有办学基础等诸多因素影响，全国职业教育类优秀奖分布区域的失衡性特征明显。一是东部地区优势突出。东部地区获奖总数、一等奖数超过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总数之和，特等奖更是由东部地区独获；东北地区获奖数绝对值虽低，但统计省份只有辽宁、黑龙江、吉林省；中部地区略高于西部地区获奖数。二是省（自治区、直辖市）获奖数与地方经济水平基本保持一致。根据2020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GDP排名前十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是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浙江省、河南省、四川省、福建省、湖北省、湖南省、上海市。职业教育类教材奖获奖总数前十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是江苏、浙江、山东、北京、广东、湖南、四川、湖北、河北、河南。教材奖获奖总数与GDP均位列前十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8个，内蒙古、贵州、云南、甘肃等省获奖偏少，、青海、宁夏和新疆等西部地区省份没有获奖，充分表明教材获奖数、获奖等级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相关。

　　从全国首届职业教育类教材优秀奖完成单位的构成来看，教材编写主要有“高职院校+高职院校”“高职院校+中职学校”“高职院校+本科院校”“学校+政府部门”“学校+企业”“学校+科研机构”“学校+企业+科研机构”“学校+出版社”等多元化主体参与形式；从完成单位的性质看，有同一性质协作和不同性质合作两类，这表明职业教育类教材编写和教材获奖，单位之间协作、跨界之间合作已经成为重要趋势，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但从本届职业教育获奖教材看，通过校企、学校+企业+科研机构等“多元”开发的获奖教材数仅占全国职业教育类优秀奖总数的18.79%，校企“双元”开发的教材仅占总获奖数的11.15%，这也表明行业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深度不够、作用发挥不充分。

　　一是从本届职业教育类获奖教材编写单位看，独立完成的获奖教材140项，占全国职业教育类优秀教材奖总数的44.59%，表明获奖教材近一半由一个单位完成，并主要由高职院校、中职学校独立完成，这与“双元”“多元”开发职业教育教材编写的要求不够吻合。二是238项高职获奖教材由高职院校主编218项，76项中职获奖教材由中职学校主编完成57项，这表明获奖教材中高职院校是高职教材编写的主体、中职学校是中职教材编写的主体，存在教材编写“各自为战”的问题，易导致高职教材和中职教材的低水平同质化建设。三是从教材表现形式看，以获奖教材名称中含“数字”“立体”“微课”等词汇进行词频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化、立体化、信息化等新形态获奖教材共计9项，占获奖教材总数的2.9%，获奖教材仍以传统纸质教材为主，新形态教材获奖偏少。

　　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我国产业划分为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主要包括制造业、采掘业、建筑业和公共工程、水电油气、医药制造）、第三产业（主要包括交通运输业、通讯产业、商业、餐饮业、金融业、教育、公共服务等），2020年我国一、二、三产业产值比为7.7∶37.8∶54.5。对获奖教材对应产业归类汇总，对应第一产业获奖教材数为农林牧渔（12）、资源环境与安全（1），对应第二产业获奖教材数为土木建筑（22）、装备制造（67）、生物与化工（4）、轻工纺织（2），对应第三产业获奖教材数为食品药品与粮食（9）、交通运输（10）、电子与信息（43）、财经商贸（40）、旅游（9）、文化艺术（8）、教育与体育（39）、医药卫生（35）、其他(13)。数据显示，获奖教材集中在第三产业，占获奖总数的65.60%，对应第二产业获奖数占总获奖数的30.25%，对应第一产业获奖数占总获奖数的4.14%。

　　《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共设置职业教育专业1349个，其中中职专业358个，占专业总数的26.53%；高职专科专业744个，占专业总数的55.15%；高职本科专业247个，占专业总数的18.31%。本届全国职业教育类教材奖高职238种，占职业教育类教材获奖总数的75.79%；中职76种，占职业教育类教材获奖总数的24.20%。数据显示，高职、中职教材获奖均分别高于高职、中职专业占比，但职业本科起步晚，本届无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教材。

　　教材是人才培养的载体，是知识和技术技能传授的重要媒介。我国职业教育类教材奖的设置与评选对突显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推动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和加快提升教学质量具有深远意义。因此，通过对本届全国职业教育类教材奖分布情况和特征进行分析，形成进一步推进我国职业教育教材开发、建设和教材奖评选的举措与建议。

　　2019年教育部出台《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教材[2019]3号）（以下简称《办法》），全面系统健全了教材管理的各个环节，是我国职业教育教材建设与管理的纲领性文件，但受职业教育教材编修思维影响，存在碎片化思维严重、系统化思考缺失、项目式行动推进困难等问题。各级教材管理与建设部门要加大《办法》执行力度，推动各地区建立完善“国家—地方—院校”教材管理机制，加强教材规划建设、编写审核、选用书目等各环节的全程指导和监督。

　　基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办学基础有差异等实际，建议对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制定具体措施和专项政策，提升当地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同时在职业教育类教材建设和教材奖评选上给予政策倾斜，充分调动和激发相对落后地区发展职业教育的积极性。要出台激励政策，对承担国家和省级规划教材编审任务的人员，要求所在单位应充分保证其工作时间，将编审任务纳入工作量计算，并在评优评先、职称评定、职务（岗位）晋升方面予以倾斜，激发专家教授、行家里手参与教材编修的积极性。

　　“职教20条”指出，“建设一大批校企‘双元’合作开发的国家规划教材”[1]。推进校企“双元”或政校行企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教材建设，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重要举措。通过政策引导，营造社会各界承担人才培养的社会责任和教育情怀，各方寻求利益共同点，建立健全多方协同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共同研制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共同建设课程教学资源和实践教学基地，共同构建教学创新团队，实现要素全方位融合，形成长效机制，提升政校行企等参与教材编修的主动性。

　　“职教20条”、《办法》等纲领性政策文件，都提出了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融入新技术、新业态、新职业等发展的新要求，并制定与之配套的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明确在中职、高职专科、高职本科教材内容边界基础上组织编写教材。因此，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是教材改革要编修的基础和依据。建议各级相关部门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区域特色省级标准、特色明显校级标准”层级周密组织，加快一体化设计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的步伐。

　　《办法》明确：“教材编写团队应具有合理的人员结构，包含相关学科专业领域专家、教科研人员、一线教师、行业企业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等。”[2]但因各地、各校实施偏差，教材在编修过程中仍然存在团队人员参差不齐的现实情况。建议教材编修团队组建要提高门槛，国家统编要在全国遴选编修团队，省级教材要在全省或全国遴选编修人员。同时，建议编写团队“多元化”这一要求要在教材奖评选中有所体现，同一性质单位或独立完成编修的教材不得参加教材奖评选。

　　“职教20条”提出倡导使用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要以有形的组织把不同的主体吸纳进来，形成实体化运作，形成合力[3]。需要从宏观上关注“与人接触”和“与事接触”的教材活动，关注教材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指导[4]。但本届职业教育类获奖教材的职业特色体现还不明显。因此，今后教材奖评选要加大对新形态教材开发建设的要求，并体现三个特点：一是以知识体系重组、课程体系重构为目标，构建以职业能力为逻辑导向的“基础+模块+拓展”教材体系、项目化教学内容；二是以纸质教材为根基，依托互联网技术把传统教育和信息化教学融为一体，实现线上与线下、近程与远程、动态与静态相结合，体现数字化、立体式教材的特点，开发工作手册式、活页式等立体化教学素材建设和数字化实训教学资源建设，解决在信息技术时代背景下传统教材向立体化教学素材转变的问题；三是体现校企“双元”或政校行企“多元”的特点，推进新技术、新模式、新工艺融入教材内容。

　　教材编修质量如何，直接影响教学内容传授、人才培养价值取向，保障优秀教材进入课堂，事关未来教材建设的发展方向[5]。职业教育类教材质量评价的内容取向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维度：教材设计的思想、知识质量的评估和学习原理的应用。建议相关部门加大教材质量评价指标研究，建立职业院校教材信息发布和服务平台，及时发布教材编写、出版、选用信息，尽快出台各层次、各类型教材质量评价体系，开发教材评价信息化系统，并作为教材奖评选的重要依据。

　　在评价指标研发的基础上，面向全社会征求教材评价意见，注重发挥行业企业的重要主体作用，激励和保障行业主管部门、有关行业组织和各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机构，参与教材规划、编写指导和审核、评价等方面工作，尤其是对用人单位、毕业生和在校学生做好调查，建设数据统计、分析、展示的信息化平台，实现大数据共享与应用，各部门可以按权限查看、分析、应用业务数据，发现异常及时预警，为各级政府部门、学校各层面的教材建设决策提供有据可依的客观数据支撑，从而真正搞活职业教育类教材，整体提升职教教材水平和质量。